小丁蹲在父母的小吃店门口，指尖摩挲着手机里的借条照片——纸角卷着边，上面的字迹是父亲歪歪扭扭写的：“今借到陈秀兰人民币拾柒万元整，借款人：周建国。2022年3月15日。”风卷着油饼的香气吹过来，他想起表哥周建国以前蹲在这儿吃早饭的样子：“姨，再来碗豆浆，要糖多的。”
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。周建国是陈大远房侄子，在县城另一条街开小吃店，逢年过节总来帮忙，搬货、擦桌、替着看店，比亲外甥还热乎。2022年春天，周建国红着脸找上门：“姨，我闺女20岁生日，想办得热闹点，还差5万。”陈大妈咬咬牙，从存折里取了钱——那是她攒了两年的买菜钱。没过半年，周建国又来：“姨，我包了个矿石生意，亏了点，能不能借10万？我给利息。”这次陈大爷把自己的养老取了出来：“都是亲戚，别提利息。”
谁也没想到，今年清明前的早上，周建国端着碗馄饨刚坐下，突然捂着胸口倒在地上。等120来的时候，人已经没了。
“刚开始表嫂梅姐还说‘慢慢还’，”小丁说，“可没过半个月，她突然变卦了。”那天梅姐发了条语音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我昨天翻他手机，才知道他外头有人三年了！这钱不是用来养家的，是填他自己的窟窿！”
小丁急了，在微信里发了句：“你就是想赖账！”这句话成了导火索。等一行人找到梅姐的小吃店时，她正揉着面，手腕上的银镯子撞在面盆上叮当作响。“我跟了他二十多年，每天起早贪黑揉面，他倒好，把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！”她翻出周建国和第三者的聊天记录——“宝贝，等我赚了钱，带你去旅游”“这是给你的生日红包”，时间停在他去世前三天。
陈大妈拉着梅姐的手，声音软下来：“我也不为难你，每个月还1000，直到我走，剩下的就算了。”可梅姐的女儿小周挤进来，把母亲护在身后：“姨，不是我们狠心。我爸的钱没用来给我交学费，没用来给家里添家具，是他自己造的孽。要拿，去法院拿。”
旁边凑过来的邻居王婶摇摇头：“以前两家多好啊，周建国经常帮陈姐看店，现在闹成这样……”有人替陈大妈抱不平：“不管怎么说，那是老两口的养老钱，多少得还点吧？”也有人站梅姐：“《民法典》说夫妻共同债务要用于家庭生活，没用到的话，女方确实不用还。”
小丁掏出烟，点了又掐灭：“其实我也不想闹到法院。我爸的这个月到期，我妈每晚都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说‘早知道就不借了’。”梅姐擦了擦手，把手机塞进围裙口袋：“我不是不近人情，可他伤我太深了。这钱，我一分都不会出——除非法院判我该还。”
傍晚的阳光斜斜照进来，小吃店的蒸笼冒着白汽。陈大妈摸着柜台上的酱油瓶，想起周建国以前帮她拧瓶盖的样子，突然红了眼：“以前他总说‘姨，等我赚了钱，给你买件新衣服’，现在……”
风掀起店门口的布帘，吹过桌上的借条。这张皱巴巴的纸，载着两家人曾经的热乎气，也压着各自的委屈——到底是法律上的“共同债务”，还是情感里的“不该背”？或许到只有法院的判决书能给个答案，但那些一起蹲在小吃店吃豆浆的清晨，怕是再也回不来了。
